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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无极上帝，二曰太极上帝，三曰阴阳上帝。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这样一来，所谓天，既指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同时也涵括其生生功能本身。
从本体或本然存在的层面来看，天与人显然是有别的，从天、天道到天地，其根本特征就在于无思无为，自然而然，这就是张载所说的天本无心。从这个角度看，构成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之真正内涵的其实并不在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本身，而在于其在历史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内涵及其不同的合一进路。不仅如此，张载还明确断定，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这主要是因为，张载通过吸取老、庄、告、荀的思想拓展了儒家的理论规模，并将儒家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张载明确肯定天无心、天本无心，而且他也赞同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说。
(《论语?卫灵公》)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所谓三军夺帅自然是一个可以想象也可以经验到的基本事实，但匹夫不可夺其志则需要对志有真切的认知才能把握。第二条则指出天道流行之无心无为，无所主宰的性质，但张载从这里看到了人的道德修养所必须达到之自然而然的地步。因此，对汉代经学的理解，关繫著对整个经学史，也关繫著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基本认识。
因此，程先生认为：从其极盛之转变关键时段言之，谓纬候起于哀、平，不必论为误。后来若要研究此一问题，此书可谓导夫先路也。如果将谶纬学分散在各个年代，则无法充分呈现其影响。而《汉经学史》考察汉文帝立学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文帝一朝所立经学博士，《尚书》博士一，《诗经》博士二，皆确切可靠者。
因此，汉武帝对河间献王的非难，实质上既是政治非难，也是学术非难。马宗霍背后是古文经学立场，而在叙述中相对比较客观中立。
《汉经学史》对文帝、景帝、武帝三朝的经学博士状况，都进行详细的考辨。关于博士制度，前人已有大量研究，专著之作，如胡秉虔著《汉西京博士考》、张金吾著《两汉五经博士考》、王国维著《汉魏博士考》、钱穆著《两汉博士家法考》等，而专门论文、经学史中相关篇章，也极为丰富。这场争论从汉末延至新朝，主角人物是刘歆，书籍是《周官》与《左传》。例如汉代的谶纬之学，对汉代经学与政治皆有根本性的影响。
程元敏先生在《汉经学史》中，以前人之论为基础进行了澄清。而简洁的经文，也成为故事的提纲挈领。但是，还有大量的经学问题，或跨不同时段，或逸出时代范围。《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五十三期（2019年9月出版） 进入 陈壁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学史 书评 程元敏 。
而程元敏先生绕开各种岐说，不再纠葛于考证谶纬中哪些文句出自什麽年代，直接考察西汉末年谶纬兴起的政治土壤，以为谶纬之学起于哀、平，盖因《赤精子之谶》而起也。此五点，奠定了《周官》性质的基本格局，并使其在东汉一朝大兴。
如果在这一意义上，对独尊儒术的理解，便与现代人一般理解的独尊有天壤之别。回归六经，不是回归某一个思想家在他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的一套思想价值，而是回归汉以前的古代文明大传统。
欲思想统一，必先学术统一，孔子之道、六艺之科者，最兴国保民切要之经典，故凡不在儒家六经、孔子之道，皆当绝去，然后法制确立，仕知所守，统纪一而民知所从矣。程元敏先生认为，汉武帝政策的实质，是要以兴国保民切要之经典，以替代黄老之学作为治国价值的地位，程先生说：欲政治统一，必先思想统一，如‘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则无以一统，故必须黜去百家邪辟之说。事实上，六经与诸子之学不同，六经的内容，首先是先王之道的记载，《易》之八卦始于伏羲，《书》之《尧典》、《禹贡》为尧、禹之书，《诗》之《商颂》、《周颂》为殷、周之典，《礼》杂三代，虽然西汉今文经学强调孔子也有一王之法，但六经首先是汉人所要承接的古代文明正统。三 在经学史写作中，对经学问题的深入考察，是经学史的另一重要意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之序例，本云前册首述源流，后册当诠大义。但与石渠阁会议不同在于，石渠阁会议皆为今文家，所平衡的是今文经学家法师法异说。
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是对校《左氏》故事与《春秋》经文，为《左氏》故事安排恰当的位置，使之成为对经文义理的具体解释。这是《春秋》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三传并尊的局面。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东汉老子、庄子之学皆有兴起之迹，程先生在《儒术独尊后之两汉经今古文学之消长与说经玄理化》一章中说：汉武罢黜百家，百家未绝。又，会议集论而成的《白虎通》一书，程先生认为十三经除《左传》、《孟子》外，凡十一经皆有明引， 但其中引《周官》只有七条。
在这方面，本书澄清的问题，不胜枚举，兹以汉初立博士为例。在中国经学史上，汉代是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的时期。
凡两汉谶纬之学、经师说经掺入老庄之言等问题，既为经学史之大问题，又不为时代所限制，《汉经学史》的处理方式，是列为专题，以专门讨论其经学意涵与影响。在事实考证上，有以为武帝实未从董仲舒之议，没有独尊儒学者，有以为自汉至清皆以儒学为意识形态者。本书的第一卷从秦季汉初经学史开始，盖秦世焚灭《诗》、《书》，既是政治史的大事件，又是学术史的大事件。而《左氏》之学，亦肇启于刘歆。
今条别之，可分十二类。《汉经学史》一书通过今古文之争这一问题，树立了书写汉代经学史的主线，使汉代经学史的诸种问题，得到完整的呈现。
汉世经学经说既丰富，载藉又残缺，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此一代经学图景进行前面描述，确立全书的主要脉络极为重要。诚然，考察两汉经学史，今古文问题可谓最核心的问题。
包括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外在的原因，实可以溯源至秦政之焚书，正是焚书事件，使汉代今文家以传承孔子微言大义的思想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然观东汉经学之形态，《白虎通》本身所述内容，似因五经十四博士虽有师承，而各自名家，遂致今文博士内部异说纷起，不得已乃由皇帝召集会议，称制临决，因此，《白虎通》无论爵、号、谥、祭祀、礼乐诸方面，皆为今文家说，偶有援引《周官》之文，皆无关此书义理制度之大体。
皮锡瑞具有比较明确的今文经学立场，所以对各时代的经学大势，有整体的判断。在经学史写作中，有两种方式比较常见，偶尔交叉使用。程元敏先生将之视为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暗争，并以为是朝廷与王国争，官学与私学（民间）争， 至为准确。而《汉经学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五经博士、十四博士之具体所立，制度演变，皆详加考证，描述了五经博士到十四博士的演变过程。
第一种是以时代为纲，梳理经学史的流变。这种以时代为纲，梳理经学史流变过程的写作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一目了然，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经学史的基本脉络。
其兴盛在哀、平之间，并波及整个东汉时期，汉末经注，也大量援引谶纬之义以说经，甚至郑玄、王肃之争，也涉及到谶纬注经的有效性问题。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刘歆之于《左氏》学，首次以经传互相解释，完全改变了《左氏》旧貌，也改变了《春秋》经旧貌。谶纬之外，又有熹平石经、今古文经学之统合、今古文经说玄理化、荆州经学等问题，《汉经学史》皆开闢专题，重点讨论。
